2024-11-24 23:35 点击次数:85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】
建国75年来,文艺界始终保有“以电影为祖国庆生”的优良传统。每年十一,也就成了观照国产电影现状、汇聚国产电影新作的最佳时机。
直至今天,国庆依然是一年诸多假日里,电影数量与体量上,唯一堪比春节的存在——今年国庆档有10部新片上映,截至笔者撰稿时,票房已破20亿。
作为不断演进的动态概念,“国庆电影”几乎与新中国一路行来的历程同呼吸共命运,其中既保有着爱国精神、艰苦奋斗、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等稳定内核,又随时代流徙、产业环境更迭与群体心态的渐变,而反复试炼与重构过自身的模式。
国庆的特殊意义又决定了,该周期内上映的作品,往往自觉或非自觉地,被赋予更多高屋建瓴的要求,接受着更为严格的检验。
此间得失经验,足供人思考回味。
今年国庆档上映的新片图源:1905电影网
开端
每到十一,总有两个常用定语,出现在各类电影之前:“献礼片”和“国庆档”。
仅仅这俩名词,已能看出国庆电影的内在复杂性:“献礼”是一个来自历史深处的政治使命,“档期”是一个基于现今消费社会的商业选择。政治性与商业性之间,形成了彼此缠绕的双重诉求。
当然,前者是开端和基因,是从来就有的;后者是增益与加成,是改革开放后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铺开后出现的。
梳理国庆电影史的本质,其实就是从前者走到后者,再走到“前者加后者”,以及能否走向“前者成就后者、后者助推前者”的过程。
“开端和基因”要上溯至1958年8月: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。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周恩来总理提出,由文化部牵头、邓小平同志亲自挂帅,组织拍摄一批优秀影片,为国庆献礼。
这是“献礼片”三字,首次被正式提出。
接下来的一年中,全国各家电影制片方迅速响应号召、热火朝天地投入“献礼片”的制作中,十余部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应运而生,以至于影史在书写这段岁月时,将之满怀神往与欣慰地称作“难忘的一年”。
关于如何理解和落实“献礼片”,时任中宣部领导职务的周扬曾有一个表述:内容好、风格好、声光好。
可见“献礼”之重任,并不曾限定国庆电影的选材与讲法,它只是从质量着手,订立了较高的标尺自律而已——从内到外的“好”。
回看共和国早年间,凡是作为国庆献礼片而出产的电影,不难发现,其相当整齐地划分出“大”和“小”两种截然有别、却又殊途同归的特质。
“大”的那些,以重大历史事件、重要历史人物为焦点,故事波澜壮阔、场面视效震撼,包括表现鸦片战争的《林则徐》,表现“二七大罢工”的《风暴》,表现长征的《万水千山》,表现爱国学生运动的《青春之歌》,表现国歌创作的《聂耳》等。“集体主义”、“牺牲精神”、“创世史诗”、“英雄赞歌”等自左翼电影、自解放区文艺以来便始终未变的母题,在上述故事里得到了传导和延续。
1959年电影《林则徐》宣传海报
至于“小”的那些,则开始把落点放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小人物身上,着力刻画其青春风采、心路成长与奉献情怀,如《五朵金花》《冰上姐妹》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《战火中的青春》等。
1959年电影《五朵金花》剧照
只要“好”,无所谓“大”或“小”,大有大的先声夺人,小也有小的鲜活动人,而且,同样是大,也一目了然地可识别出古装片、人物传记片、青春励志片等百花齐放的元素。
甚至,许多之前对中国电影而言算作陌生的类型,也都借国庆献礼的春风,完成了宝贵的从无到有的拓荒尝试,就像《五朵金花》这样的歌舞片、《冰上姐妹》这样的运动片。
这份不拘一格、这份“源头上的开放性”,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道路。一言以蔽之,国庆是任务,也是机会,国庆不是条框束缚,而是强心针剂。
变迁
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解放思想、复兴文化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蓝图主色调,国庆献礼也在电影领域得到恢复与发扬光大,好作品重新变得层出不穷。
有意思的是,“大”与“小”的双轨路径,依然在各自的向度上延伸与完善着。
1979年国庆上映的《小花》、1982年国庆上映的《牧马人》,都堪称“小”的实践典范:首次将个体命运的沉浮与希冀、将人性人心的暖意与温存,放进战争烽烟、政治运动的宏阔背景,让一个个具体而真实的、平凡而坚忍的中国人,让他们跌宕起伏的爱与伤痕,成为国庆文本的聚焦点,这为当时的观众带来了足够的新意与切肤感,也把“献礼片”的神圣光环,拉回到相对平易和亲民的日常维度里。
当然,在上述故事的落幅与结尾中,无论是“小花接过哥哥的枪、投入新的战斗与胜利”,还是“许灵均放弃前往美国的机会、毅然留下建设祖国”,这些电影又无一例外地,再次把“小”升华为了“大”,“人的救赎”和“国的新生”默契地汇合,一切也就重新砌入了国庆的要求——积极振奋的格调,与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豪情。
1979年电影《小花》剧照
至于“大”,则获得了技术、资金、制作经验上全面进步的加持,开启了百川归海的万里奔流。
1989年十一期间,《开国大典》横空出世,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浓墨重彩的全景式卷轴画,将解放战争直至建国的辉煌历程、和近140位风云人物的群像图谱,清晰且巨细无遗地一一呈现。该片创下1.7亿的票房神话——要知道,那时电影票价,单张还不到1元钱。
《开国大典》4K版海报图源:Mtime时光网
1991-1992年十一上映的《大决战》三部曲,更一发不可收地,完整映现了三大战役的全貌,对战争场面、战争策略、战争走势乃至战争逻辑的几近沙盘推演般的复原,至今仍为军迷群体津津乐道。
至此,“建国”才不再仅仅作为一个契机、一个触发点,而正式进阶为被正面讲述的内容项目,不再是“因为庆祝建国我们拍了一部电影”,而是“因为庆祝建国我们拍了一部直接表现建国的电影”。
不过,这类代表“大”之极致的鸿篇巨制,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旧有的“国营片厂模式”里、背后的国家力量——电影彼时依然能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被推动的文化事业行为,拥有资源配置上的绝对优先性——无论是《开国大典》横跨12个省市、动用15万群众演员,还是《大决战》请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配合参演、用真正的飞机坦克作道具,动用北京故宫、南京总统府甚至中南海实景拍摄,都属于今昔已不可复制的案例。
电影《大决战》三部曲背后的支援力量
随着电影的现代产业化改革全面铺开、民营资本的大量进入,无论是拍片(出品方)、排片(院线方)还是看片(观众方),都转型为更纯粹的文娱经济行为。国庆作为“档期”,为电影提供的是平等且开放的竞争平台,而非想当然的国家资源兜底。
十一前后,不仅仅是神圣的典礼日,更是热闹欢腾的假日、是渴望择取和享受到更多优质文化产品的消费峰值日。当“献礼片”走入“国庆档”,它们也要开始学习新规则和新玩法,开始自负盈亏、接受市场的评价。
新世纪前后,正值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,商业电影的要素与思路,已开始在国庆扎根并初具成效。1999年的《黄河绝恋》与《冲天飞豹》,2000年的《紧急迫降》,都是十一献礼作品,却又同时构成了颇为工整的爱情传奇、军旅职业剧和灾难片形态演绎。
这种以“军旅、英烈、道德模范、各行各业榜样”等“准政治性选题”为内核,包装有强大娱乐观感和成熟的类型片叙事法则的融会贯通之作,在之后的若干年里,始终是国庆档不可或缺的主力军:2009年的《风声》(主旋律+悬疑推理)、2016年的《湄公河行动》(主旋律+警匪动作)、前年的《万里归途》(主旋律+公路剧情)、去年的《坚如磐石》(主旋律+黑帮罪案),都属此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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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止于此,许多原本看起来跟国庆八杆子打不着的电影,也纷纷进入十一,且收获颇丰。
搜一搜相关记录:08年的国庆档冠军是《画皮》,10年和13年的国庆档冠军分别是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与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,14年的国庆档冠军是《心花路放》,15年的国庆档冠军是《夏洛特烦恼》……
《夏洛特烦恼》剧照
它们都在字面意思上既没“国”也没“庆”,但它们以更海纳百川的丰盈,重新定位了国庆档。
不同样式、不同风格、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审美倾向,异彩纷呈、多元并举、市面空前繁荣,大家各取所需地快乐地看着电影、享受着美好生活,这本就是“新中国”承诺给人民、兑现给人民的百花齐放,是“国庆”时节里应有的盛景。
当前
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种全新的国庆档生态里,那条早已铺垫下的隐现——“小”与“大”的辩证互动,竟仍在进行。里面至少有这样几个可堪关注的新气象与趋向。
第一,“大”的多维实现。
从2021年的《长津湖》到去年和今年的《志愿军》,“大”仍在国庆档里占据至高点,向着更广更强的规模气场攀登;但此一种规模气场,已不同于《大决战》和《开国大典》“举国资源”的、“官修史书”的“政治站位之大”,而更多示现为投资规模、场面特效规模、宣发规模等产业化指标上的“商业效应之大”。
至于之前若干次国庆档,还有过形式更活泼的“大”:
2009年的《建国大业》,乃是演员阵容之“大”——172位明星参与演出;
2019—2021年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我和我的家乡》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三部曲,乃是主创阵容之“大”——十几位一线导演聚合而成的同题创作。
第二,“大”的小切入口。
越来越多平民史观和低位视角被加入,反向促成了更多集体性的情感共鸣,近年里国庆电影所试图达成的群体共鸣重建,日益从意识形态话语认同、阶级感情认同、革命身份认同,扩展为族群情感认同、社会心理认同、自我价值实现认同。
这就是为何,《长津湖》选择一支小连队中的一位新兵蛋子作为端口和共情对象,《我和我的xxx》系列虽遍涉开国庆典、两弹一星、西部开发、新农村建设等大事大政,却也一水儿由普通人置身其间的生活经验,短小精悍地拼贴构成。
第三,“小”的大命名。
典型样本是2019年国庆上映的《中国机长》,同为空难自救,题材极接近2000年国庆的《紧急迫降》,但标题上的差异却一目了然:中国,开始被明确添加在单个英雄的职业表述之上,作为某种升华前缀。
该电影并非一流佳作,但此种立意倾向,多少暗示了“小”事迹实现“大”回归的隐性努力:从个人操守、个人素养、个人业绩的彰显,再次升华到舍生忘死、心系苍生的家国天下叙事。
毕竟,越是平凡人的“小”日常,越被内卷内耗、物质奔忙、精神空虚所困,也越有对理想主义唤起、英雄梦重温的潜在“大”期待。
最后,有必要看一眼今年的国庆。
它依然体现了文中总结的几乎各种特质。“大”和“小”的同在:《志愿军:存亡之战》的大史诗,与《爆款好人》的轻喜剧、《熊猫计划》的小萌物、《只此青绿》的淡水墨,同屏共舞。类型与样式的多元:《749局》的冒险奇幻、《浴火之路》的复仇故事、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》的动画卡通,都在十一上映,就连进口大片《变形金刚:起源》都获得了共襄盛举的资格。
但比较遗憾的是,它们丰富、充足、热络,却并未充分实现“内容好、风格好、声光好”的质量上的初心。
除了《志愿军:存亡之战》这个品相上最契合国庆的存在,其余参与者,在各大网站上的评分竟无一超过7分。
换言之,我们正处于一个“国庆档敞开大门、主动迎向更开阔更包容的场域,但正因如此,才亟待更多合格与优质的内容来填充该场域,而当前内容生产的数量足够、优质度却尚未跟上”的微妙转折点。
甚至,商业片的全新框架、市场导向的评判标准,与传统思维中“国庆献礼”自带的政治光环、以及由此种光环所赋予的某种荣誉感和免责权,确实容易发生不可避免的龃龉关系。
这也使得,“国庆档反而更容易让主创心理失衡”,成为一类哭笑不得的频发现象:去年陈凯歌为第一部《志愿军》所做的失当营销曾引发争议,今年陆川“冲我来,别冲我的演员”招致全网群嘲。
总而言之,国庆电影走至当前,所积累下的一切不容抹杀更不应轻易丢弃,而在其内核与外延中始终交叠的向上(献礼)与向下(票房)、政治与商业、大与小之辩证,既构成了保持突破的张力,也制造了目下必须破局的挑战。
我想,最该坚守的、最体现智慧的,是以更健康平和的、更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心态来看待国庆电影的效果,同时,又以更积极进取、更端正严肃的创作态度来对待国庆电影的创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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